黄孝阳先生在详尽地分析了文本之后得出结论：《兄弟》是垃圾。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真可谓一语中的。从文学性上讲，《兄弟》就是一堆发着腥味的垃圾。《兄弟》讲了什么？讲了屁股、阴毛、处女膜、处美女与道貌岸然的评委性交……，讲了两个曾在一起承受苦难的兄弟为一个女人的屁股分道扬镳。“为朋友，捅人一刀；为女人，捅朋友两刀。”这就是余华所理解的我们中国人的气质罢。

在笔者看来，《兄弟》不仅是一部在艺术性上相当失败的作品，也是一部倒人胃口的文字垃圾。《兄弟》所以这样畅销，从根本上讲，在审美趣味，道德人格、价值欲望上，作者与一般读者是等值的，甚至等而下之。为了钞票，为了杭州的别墅，余华先生早已无暇顾及对自己作为一位作家对读者的道德承诺，他全然忘记了文学对读者大众的灵魂世界的提升功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就《兄弟》这部作品本身看，余华只能算得上一个“写手”，而绝不是那些极少数为了捞去一点学术资本的批评家所说的先锋作家。

无耻、肮胀、龌龊，这是《兄弟》给我的最初印象，也是给我的唯一印象。“屁股”、“厕所”、“粪坑”、“搞”、“摩擦”这样肮胀的字眼频频出现在叙事中，由这些关键词所形成的语境，给读者相当强烈的视觉冲击。要命的是，我感觉到这种叙事语态并非一个幽默家的所谓，而是叙事者的毫无羞耻之感，甚至有些故意炫耀卖弄，洋洋得意般的叙述语调。接下来，是李光头偷窥母亲李兰与继父宋凡平做爱的场景，于是8岁的李光头的小鸡鸡“硬邦邦”、产生“性欲”了，后来又变得“阳痿”了！很明显，这样的文字高频率出现在叙事中，很能满足一般读者的窥视欲望，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卖点”。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小说的叙事中不能出现欲望化的场景，大凡一般的作家的作品中都存在欲望化的书写。事实上，低俗的作品与伟大的作品之间，仅有一墙之隔。如果一个作家在自己的价值尺度内能把握好一个“度”，在叙事中很好地协调和处理“性”与其他叙事要素的关系，也能产生不朽的作品。因此，一部成功的作品，关键的关键，是看作者在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上，以什么样的叙事视角或观点去把握他所掌握的素材，如何把那些形而下的甚至是“丑”的东西转换成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从而实现一种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升华。从《红楼梦》到张爱玲的小说，再到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后悔录》，“性”同样是这些小说的关键词，但它们无意在无边的欲望上大势渲染，而是透过性观念的变迁的揭示升华出更为宽广的人性内涵。换句话说，这些作品仅仅是以“性”作为人生世象的一个参照点，去探照人性的复杂内涵以及孕育这种人性的时代。

而我们看看《兄弟》，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立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观点呢？我很想知道是，余华在写作的当儿，他是否意识到李光头当时仅仅只有8岁，而且他是站在一个成人的价值立场上，以一种非善意非理性戏谑性的观点去表现一个无辜的孩子在发育过程中不正常的发育状态。作为一个作家，这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更为荒谬的是，余华在很多地方为他违反人伦道德的叙事做辩护，常常以“荒诞”的名义抵挡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如此恶劣低俗的写作胸怀，也是他能以“荒诞”二字搪塞得了的吗？他自以为为自己作这样的辩护就会扭转读者和批评家对《兄弟》的批评之声，这种行径恐怕也太天真太荒诞了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