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枥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
——《吕氏春秋顺民》
公元前1600年，商汤放逐夏桀，建立商朝。之后，天下大旱，七年没有下雨，“雒坼川竭，煎沙烂石”（《说苑》卷1），“五年不收”。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作为国家君主的汤，一不以自然灾害卸责，二不把责任下推臣、民，三不畏惧避让，而是主动站出，凭着当时的认知水平，“以身祷于桑林”，把所有的过失罪孽全都归到自己头上，祈求“上帝鬼神”惩罚自己而不要伤及万民。且“以身为牺牲”，“翦其发，枥其手”。“翦”同“剪”，剪发为髡刑，是古代五刑之一；“枥”乃木制刑具，类似拶子，“枥其手”，即用木制的夹子夹手指，也是当时的酷刑。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君主汤把自己弄成罪犯的模样走上献祭台时，老百姓却没有挽留、没有感动、更没有赞颂，而是“甚说”（“说”通“悦”），很高兴。这就说明，在当时老百姓的心里有个共识，这“以身祷”的差事本来就是你当君主的应该做的，别人还没资格干，如果你不愿做、不肯做的话，说不定老百姓还要强迫你做。
享受权利就应承担责任，享受多大的权利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从道理上讲，这是无可置啄的。可自春秋战国以后，由于君主权力的不断膨胀，这种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就渐渐地出现了偏移，权力与责任分家了，人们看到的只是君王的作威作福，很难想象他们应尽的责任了。“天有示警，祸移于宰相。”一有“天变”，宰相就得引咎辞职；再后来，是一有“天变”，就杀牲以祭，甚至杀人以祭，即“人祭”。还有把本来是“人祸”的说成是“天灾”，以欺骗百姓；把本是上级制造的灾祸推给下级，把本是官制造的灾祸推给民，找几个“临时工”或“编外人员”当替罪羊，以消除影响，逃脱责任。
权力与责任的脱节，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当权者的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更多的灾难。
当然，时至今日，要想权力享有者再像商汤那样面对灾祸——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主动担责，只能是民的一厢情愿。所以中央一再强调要强化责任追究、建立切实可行的问责制度，实乃情理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