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这些天来，我常常想起那样的一个下午。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母亲去给水稻喷药，喊我去。我躺在凉床上目定神闲地看着书，不肯挪步，被母亲督促的急了，不情愿地嚷道：“我又不会喷药，让我去干嘛？再说我还要看书呢！”
“不是让你喷药，因为喷壶太沉，我背不上肩，让你去帮我往肩上送送喷壶。”母亲小心地说，“你可以带书去，在山坡的树荫下看书。”
我满脸不高兴，又实在想不出搪塞的理由，望望外面正热的日头，咬咬牙，硬着头皮去了。
没有一丝风，天热的正狠，水稻长得还不合林，所以并没有晒田，母亲双脚踏进湿泥里，显得格外小心。我帮母亲背上喷壶后，便坐在树荫下毫无意识地看着她缓缓在水稻林里移动。想着是不是还有一条水螅正攀附在她的脚背上贪婪地吮吸着血液，只是她浑然不觉。可这样的痛楚自己在唯一的一次下田经历中感受颇深，自此再没有下过田。田间的母亲左手操作着压杆，右手挥动着喷嘴，均匀而细致地为每一棵秧苗镀上一层“保护衣”。灌满的喷壶至少有三四十斤重，母亲每次往返，背都湿的透透的，不知是汗水还是药水。
“下次不要背那么多了！”我说。母亲淡然一笑，“傻丫头，好不容易回跑一趟，太少了，不值得！”“我也试试吧！”我的语气明显缺乏诚意，我实在畏惧喷壶里的药水和田里嗜血的水螅。可我已经二十岁了，目睹母亲的劳累而无动于衷，我又感到羞愧。“不用了，你不会，再说我都沾上手了，别又染上你。”母亲说，“好好看你的书吧！”
我心底暗嘘了一口气，居然觉得如释重负。最后一壶药喷完的时候，已经夕阳西下。
“怎么样，热不热？”母亲边洗手边问。
“还好，就是蚊子多。”我很随意地说。“咬出疙瘩了吗？回家赶紧用清凉油抹抹。”母亲说。
我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踏着满田的蛙声回了家。回到家的情形记得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母亲吃过饭后躺在竹床上艰难地扶着腰的表情，紧锁的眉头，紧闭的嘴唇，看得自己心酸不已，关了电视，走过去坐到母亲面前，伸出双手，“妈，我给你捏捏！”
一晃三年过去了，母亲在信阳，我在商丘。冥冥之中，我一直清晰地记得这件我们母女生活中最平凡最微不足道的小事。
其实，这不是一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