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尝暑中过河阳，渴甚。道有梨，众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
古人云：“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试观许衡，宁愿忍受口渴之苦，不动一念贪取之心，以良知在我心而约身如绳，严持儒家之廉洁，佛家之不偷盗戒，确实清净圆满。
后来，许衡成为了我国十三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虽然说许衡的成功源于他具备多方面的素质与条件，但是我认为他的成功肯定与“我心有主”这种修养和定力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心有主”的“主”是什么呢？是信念，是精神，是操守，也是修养。也就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准则。当然，这里的“主”还有“做主”的意思。即决定一个人的行动取舍不是别的其他因素，而是他自身的做人准则。“我心有主”，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坚守。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也不管有多少理由，都不动摇和改变自己既定的做人准则。这样的品质与情操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由此，我想起了历史上那些“我心有主”的仁人志士们，他们正是以那种难能可贵的信念与操守获得后人的仰慕与缅怀。
《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著作者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一位仁人志士。我们知道司马迁是因“李陵事件”而惨受宫刑的，那么“李陵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天，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然后投降。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对汉武帝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我们不禁要问：在皇帝愤怒万分的情况下，司马迁为何还要替李陵辩护而触怒龙颜呢？
首先，李陵平时注重自身修养，洁身自好，大有国士之风，甚得司马迁好感。他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这样的人决不会真正降敌。
其次，李陵此次出征匈奴，“斩首虏万余级”，虽因亡救而败，司马迁仍以为功不可没，“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对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李陵的“个人品质”和“事实功劳”。司马迁就是凭着这么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去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就是司马迁做人的准则，也就是他心中的“主”。
“文如其人”撰写《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同样也是秉承着这样一种求真务实、严谨的科学态度。正如汉朝历史学家班固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我想，那些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歪曲甚至篡改历史事实的历史学家们是否也会因此而感到羞涩与汗颜呢？
据说，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刘罗锅（即刘墉），在每次上朝都会出列呼曰：“臣有本——”，惹得皇上心烦，群臣也为此痛恨：尽他娘的事多！
刘墉也真够事的了，别的大臣奏本，都是些莺歌燕舞，吉兆祥瑞，谁听都欢喜，而他的奏本不是这里发生天灾，就是那里出现人祸，还动辄弹劾大臣，不管对方有多大权势，也不考虑人家与皇上是啥关系，正可谓“刘墉无本，天下太平”。皇上为堵住他的嘴，只好降职外放。然而，刘墉在官复原职后，仍恶习不改，还是“臣有本——”。
在那个上至皇帝老子，下至满朝文武百官都喜欢“莺歌燕舞”“吉兆祥瑞”的时代里，这个不识时务的刘墉为何老是自讨没趣呢？
我想，刘墉正因为“我心有主”的缘故吧。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曾担任过四川布政使，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刘墉，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的喜爱。如此一来，我们对他老呼“臣有本——”的怪异举动就不难理解了吧！然而如今，真正能够做到象刘墉那样敢于谏言、敢于在领导面前“报忧”的干部和官员还有几人呢？
总之，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应该把握住一个准则：“上不负苍天，下不负厚土，中间不负自己的良心。”我们权且把这条准则当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主”吧！那样我们也就“我心有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