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乡随俗二十年……
老兰是一位园艺工，今年65岁，小我几岁，但上学却较我早几年，我们算是新中国培养的同一代知识分子。因为接受的教育一样，经历的社会运动也一样，叙谈之后，大有千里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老兰的父亲是澳大利亚华侨，1951年响应新中国号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去建设新中国，与家乡人民同甘共苦，最终叶落归根。老兰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56年就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1957年被错划为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冤狱3年。1972年，国家允许归国华侨出国定居。他1976年申请赴澳，因有“前科”，公安部门不给办理出国护照，直到1982年才获批准，移民来到悉尼。
老兰是一条山东汉子，既有抱打不平的梁山好汉气质，又有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的做人准则。也正是因为这种秉性，一生中多有灾难伴随。我问他：“你这种性格的人能适应澳大利亚的社会环境吗？”
老兰笑了，笑得很豪爽，也很苦涩。他给我讲了20年来的一些经历。
他是奔他在悉尼的亲哥哥移民来的。他哥哥是很传统的中国子孙。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闹饥荒，他们一大家人都住在上海，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凭计划买粮，整天食不果腹。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他哥哥从澳大利亚给他们按时寄回去外币，每两个月寄1000澳元，坚持了好几年。那时候中国人都没有钱，他父亲的月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笔外汇可不算小数目。物资供应最困难时，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能充饥的粮食，他哥哥通过海路一次就从悉尼往上海发回去几个集装箱，20吨大米，20吨面粉，还有牛肉罐头，大油等很多食品。当时中国对从海外寄粮食等食品，实行很优惠的政策，免缴进口税。他们家就凭这些粮食度过了最困难的饥荒年代。1972年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他哥哥回国探亲，一家人在机场见了面，哥哥就给父亲下跪说自己不孝，没有照顾好家里人，一家人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以后他们才知道，哥哥在澳大利亚生意不好做，并没有赚多少钱，好多时候都是借钱往家里寄的。哥哥同他们的骨肉亲情深深的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他来澳大利亚以后就在哥哥的公司里工作。哥哥的公司是按照澳大利亚的规则运作的，他也并不多管哥哥商务上的事情。因为是一家人，每天他干的活就特别多。可是干了二年，哥哥给他的待遇一直很低。有时候哥哥累了，还让他给他捶捶背什么的，做一些放松的按摩。比起同样的员工，他干得最多得到的最少。有这种感觉后，他也尽量忍让，但是哥哥一直拿他当家奴一样使用。忍耐总是有限度的，忍耐越久积怨越深，有一天终于暴发了。他怒斥哥哥不把他当人看待，愤怒之下就离开了哥哥的公司。
第二个东家是他的一个表侄女家，表侄女的公公也拿他当奴隶使用。开始他也以为是亲戚，就拼命地干活。由于他很能干，表侄女的公公就无限量的给他增加负担。每天他要比他们雇用的其他员工多干很多杂活，工作时间也无限量地延长，但是工资一直是刚来时的低水平。他感到这位表侄女的公公也不拿他当人看待，甚至比他哥哥对他的剥削更厉害。有一天，那位表侄女的公公又指派他干那些本来不属于他份内的活儿，他忍无可忍，就指着他说：“我操你祖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来卖身投靠你的吗？你这个老混蛋，老子不干了。”
他列举了受他歧视和剥削的种种事实，闹得那个表侄女的公公十分尴尬。这个星期开工资时，表侄女的公公就给他增加了60澳元工钱，问他还干不干。他说：“冲着这60块钱，再给你干两个月。”
两个月后，他离开了那个表侄女家的商店，自己去找工作了。他在一份英文报上看到一则国家招园艺工的广告，就跑去报名。人家给他要资格证书，他什么也没有。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在中国的一切学历到这里都不被认可。他就去参加培训班学习园艺。好在他的英语基础不错，拼命学了两个月，拿到了证书，就当了一名园艺工，分到公园里，一干就是20年。
我问他，“你在国内学的专业再也没有用上，事业上再也没有什么追求了？”
他摇摇头说：“在这里谁管你学的什么专业，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你能忍受了这种寂寞吗？”
他说：“别提了，我才来这个公园里，遇到不平事就忍不住想过问。有一次，一位中国老太太向我诉说她在这里的不幸遭遇，竟然是她的亲生女儿和女婿虐待她。他们要赶她出门。她举目无亲到哪里去呢？后来他们就说要驱逐她出境，离开澳大利亚回家。老太太哭得很伤心。我非常气愤，就想去找她的女儿论论理。后来她的女儿和丈夫来公园里找她，当着我的面骂得很难听。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就指着她女儿说：“你这样年轻还要不要良心，老太太是你的亲生母亲，你能这样对待她？当初你为什么让她随你来到澳大利亚？”我越说越气，就骂了她几句。
她女儿不服气，说我侮辱她的人格，回家后就向政府举报，把我告到市政厅。后来我们的老板来了，他开始没有直接批评我，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挺好的。”
他说：“你是不是又骂人了？”
我就把那天的不平事讲了一遍。他说：“你呀，以后只关心公园里的草呀，花呀，树呀，人的事就不要再管了。世间不平事多着呢，你管得了吗？”
我说：“真不愧你是山东人，有点梁山好汉的义气。”
他很有几分认真地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为人民服务，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在这里用不着那一套了。”
“同你哥哥的关系有改善吗？”
“在这里我们都是独立的法人，经济上也是各自独立的，亲情只是一种社会关系，绝对不能有相互依赖的想法。”
“平时大家都相互来往吗？”
“隔些日子也到那边去看看，一般不常走动。他是资本家，我是穷工人，如果去了他们还会以为我有什么事去求他们的。”
“你求过他们吗？”
“我自己有工资，生活不富裕也不算贫困。在这个社会里谁都是靠挣钱过日子，不要以为是亲兄弟就能相互依赖了，我如果过于依赖他，就让他小瞧了。有一次我老婆在教会里给我买了一条人家捐赠的裤子，每条只掏1块钱。侄儿看见了上面的牌子，就很惊奇地问，二叔怎么舍得买这么高档的名牌裤子了，一条要200多澳元呢。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