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在农历九月九日，在我的印象中，重阳节是文人节，登高赋诗，饮酒唱和，优雅得很啊！汉代“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西京杂记》），相传自此时起，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求长寿及饮宴，构成了重阳节的基本内容。佚名氏作《与杨府山涂村众老人宴会代祝词》诗云：“重九江村午宴开，奉觞祝寿菊花醅。明年更比今年健，共把青春倒挽回。”铺叙了老人节宴会、饮菊花酒、祝健等活动场景。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在1989年将夏历九月初九这一天定为“老人节”、“敬老节”，以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老人节再度来临！于是老人们又是急切地期盼和等待，那最后的诉求仅仅是盼望儿女“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为此还要“准备了一些唠叨”、“张罗了一桌好饭”，以回报儿孙们的“笑容”和“祝愿”。当代的父母们好无奈啊！
1999年，歌手陈红携一首《常回家看看》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并荣获春节晚会节目一等奖。于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的歌声风靡全国，广为传唱，似乎感动了中国。陈洪用她的歌声告诉人们“常回家看看”的儿女们是孝子的楷模，歌词里的“爸爸妈妈”在享受天伦之乐。——你不相信？那么请看看另外一则结局相反的个案：
报载，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处发生了震级里氏9.0级的大地震。2011年3月31日，24岁的“80后”上海赴日留学青年汪佳晶因躲避地震乘机回国，其母赶往上海浦东机场恭迎爱子归来。汪某从天而降，见到母亲没有问候，更无心抒发思母之情愫，而是如讨债鬼一般气愤不平，劈头盖脸地责备母亲经济供应不力，导致留学费用不足，致使他阮囊羞涩，不得不提前回国。于是母子之间发生争执，汪某遂从包内抽出两把尖刀，对身后毫无防备的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致母重伤。母亲在被刺倒下昏迷前的最后的瞬间，看见了儿子扬长而去的背影。汪母身体刺伤了，心也破碎了，纵然如此，身形瘦小的糊涂的汪母还请求法庭宽恕他的儿子，不要因此治罪。
“机场刺母案”在中华大地引发了一场超过日本里氏9.0级的心灵大地震，人人都不由得要深深地思考：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为什么没有随GDP同步增长反而有日渐加速的下滑趋势？我们的楼房升高了为什么人的素质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钞票多了为什么反而亲情少了？我们的母亲付出的更多了为什么得到的回报更少了，甚至有儿女伤害母亲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有识之士注意到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断层，惯坏了的不肖子孙无情撕下了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亲人之间的利益链条因各自的经济独立而变得脆弱不堪，对独生子女的抚养教育成了重中之重而对老人的赡养被弱化，家庭关系空前的松散“常回家看看”竟成了老人可悲的唯一诉求，人们对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期望值愈来愈高而家庭责任很少提及，不断发生的子女忤孽案例令人痛心疾首。这些不应当发生的事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当代人在经受道德拷问的同时不由陷于深深的思考，问几个为什么，并作出重建孝道文化的努力。
孝道文化遭受重创非自今日始。盘点历史，近百年来，它至少遭遇了三次大劫难，同时也展开了三次孝道文化的保卫战。

孝道文化第一劫发生在五四时代。
周代以降孝道文化足足风光了两三千年。五四时代的“非孝”言论是伴随着“非儒思潮”而产生的。辛亥革命之后，西学东渐的浪潮袭来，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前后，早期的海归派带着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回到中国后，开始质疑中国的传统文化。
儒教中的“孝道”理论虽然属于基本伦理，但也有懈可击，例如“三纲五常”的愚民性，“君臣、父子”的关系以及“礼制”中的等级观念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处于没落趋势时显现的封建落后性，文化守成主义不思进取的保守性。有这些先天的缺陷，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孝道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遭到质疑顺理成章。例如，孔夫子说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后汉书?韦彪传》）所以便有有父母丧解职归里丁忧（在家守孝）三年的制度。历代统治者提倡愚孝愚忠，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清初一个叫魏禧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父母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古代家喻户晓的劝孝书《二十四孝》中就有不少属于“愚孝”的榜样人物，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等。那个荒唐可笑的老莱子使用“诈”的方法娱亲的做法颇惹人反感。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有以下评价：“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中国的道学先生实在糟糕，使本来严肃正经的孝道走了样、变了味，落下了招人反对的口实。
在非儒的精英人物中跳出来几位向孝道文化发起攻击。
四川成都的吴虞，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1910年，由于与父亲的家产纷争，不顾“亲亲相隐”的古训，将父亲诉至官府。吴虞不是好儿女，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的生活相当优裕，然而，他却断然拒绝对女儿的照顾，“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吴虞日记》）1923年1月14日，正在休年假的女儿吴棱因看电影不被准许而与父亲发生争执。盛怒之下，吴虞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将其赶出家门。
另一个“非孝”的先锋是南社的柳亚子，他甚至比吴虞更胜一筹，扬言父子应以兄弟相称，甚至主张废除伦常。他在写给儿子柳无忌的诗中写道：“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孝尔公。”
实在说，当时一批“非孝”者，他们对孝道文化的抨击并非全错，但对孝道文化缺乏客观的理性的思考，大半在于以走极端博取虚名尔，所以不仅言行狂悖，且往往自相矛盾
但当时的主流舆论还是有所保留的，新锐思想家们集中抨击的不是孝道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荒诞不经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