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习惯地把六十年代后期毕业的六六、六七、六八级初、高中生统称为“老三届”。而我们这些同届的高小、完小的学生，该毕业的没走了，该升学的学不成，到后来就生生地被一锅端、一锅烩，成了时代的“早产儿”，以至于很多人走向社会后，高不成、低不就，正应合了那句新民谣：生于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正长身体时，遇上困难时期；读书上学时，恰逢动乱年代；到参加工作时，被撵去上山下乡；刚组织了家庭，又碰上计划生育；当人到中年需要养家糊口，偏偏结构调整、企业改制，遭遇下岗待业……
在同学们的聚会时，从大家的谈论中，当年学校时的一切一切时不时地涌上思维的隧道，我常常想把它记叙下来，输入历史的档案，供后来者闲暇时翻阅。由于偏安一隅，难免有一管之见，但凡有相同经历的人，我想读后一定会感同身受。
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人去写成的。昨天的故事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是非成败将成为明天的历史。永恒的只有这用笔记下的曾发生的一切。因为文字可以帮历史恢复记忆。
“小三届”史话
我们是在“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多多像太阳，满怀豪情迎九大……”的歌声中，踏进中学大门的。“文化革命”三年，一切弃之若履，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要变革，社会上堆积了大量的失学少年、毕业学生、失业青年。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指引下，后者打起背包，扛起用具，奔赴农村，前者合二为一，统统收进学校。一个不大的县城里，汇集了三届高小毕业学生，这才有了六六、六七、六八级的“小三届”之说。当时按上边要求，县一级要办大学，公社要设中学，村村要有小学，为此，我们的这所社办学校取了个时髦的名字叫“决镇五、七中学”。六六、六七届合为一级，六八届单成一级，全部按军队编制成连、排（年级、班级）。没有校舍，就借用小学教室，轮流上课；教师不足，就在原高中、初级师范生中选荐；教材就是时事政治、报刊文章。以至于我们的小学老师也跟着升进了中学。大乱之中尚未进入大治，学校也在闹哄哄中开始了“复课闹革命”。
为体现教育必须与三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政治课学习“两报一刊”；语文课讲的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物理课则是“三机一泵”；化学课变成了“碳酸氢氨”；英语课还好，学的“chinaandwokes”至今还能用得着；生物课就是“良种繁育”。于是，在每一项最新最高指示传达后，校方都要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显示当局的革命坚决性。农忙季节，还要让学生到乡村参加“三夏”、“三秋”的劳动，感受“粒粒皆辛苦”的艰难与不易。平时上课，也要到农机厂、化肥厂去理论联系实际。最让人难忘的是，1969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本县一位基层农村干部“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长篇通讯，我们又打上红旗，排着长队，顶着星星步行一百多里翻山越岭到现场参观学习……
我们所在的县，当年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声名显赫的，虽然有点像“驴屎蛋外面光”。地里出产有“苹果、棉花、大枣”三大宝；文革风暴初起，就率先在全国办起“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杜撰了个“精兵简政”经验在全国叫响，据说伟大领袖还亲笔写了编者按。时势造英雄，时代出英才，至于是真狗熊还是假英雄，因为后来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实践当时是无法验证的，也无人敢去鉴定真理和谬误的区别。但凡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我想当时都一定处在迷蒙之中，对国家发生的一切、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只有狂热和冲动，那是无法用现在人的思维去度量、权衡的。多数人都认准了一个理，听党话，跟党走不会错，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是大势所趋，所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注定要身败名裂的。这与今天倡导的“与时俱进”异曲同工，一个道理。因为至今党章还规定着“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任何人莫能置身度外，无论左派、右派，激进派、保守派。过去的吹牛仅限于文字游戏、纸上谈兵，尚未达到劳民伤财的地步。现在的谎言造的离谱离奇。为了骗钱，可以把“雷锋”请出来去卖粮领赏，为了升官，可以修半个水池，插上一截钢管充当水利工程去邀功请赏。试想，这与秦时的赵高“指鹿为马”不是半斤八两吗？相比之下，犹如小巫见大巫。
终有曲终人散时。六六、六七届合编的一连同学们，初中仅读了一年就天各一方，一部分继续上高中，一部分下乡去插队，只有极少数人应征入伍或招工进厂，农村学生就回家当回乡青年啦。即或上了高中的，两年后也只能走上同一条路。六八届的同学稍好一些，初、高中读了四年，至于学了多少东西，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七二年元月，文革后首届高中生就享受到了下乡和回乡的待遇。七三年元月，六八届学业期满，其命运大同小异，只不过插队的地方条件略好于前两届的同学。
断档的“一中”
在懵懵懂懂中，我们经历了一次次教育体制的改革：学校开学的时候，打的是“决镇五、七中学”的牌子，先是挤在小学上课；半年后，公社腾出办公场所，这才有了能称为学校的地方，十多个班级挤在“老公社”院内，成天闹哄哄地。在狭窄的院内，在阴暗的犹如庙宇的课堂里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初中学习。那时间，学生们受社会影响，把许多不良习气带进了校园。打架，并非真的斗殴，只不过总有人爱以强凌弱，拿老实软弱的同学开涮取乐。正上课时有人就敢溜出去玩耍。与老师辩论是非，“造反”的声调不减，使得老师心有余悸不敢放手去教，学生中也少有人敢潜心去学。不是批“读书无用”，就是批“师道尊严”，或者批“学而优则仕”。说是有了学校，但那连幼儿园的环境也不如。学校还是那所学校，教师还是那些教师，水平并未提升，教学质量更是不敢苟同，唯有“天天读”却是雷打不动，除了每天要祝愿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外，还要敬祝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身体永远健康！
学校的领导班子也随着社会权利机构的变动而更迭，乱纷纷你唱罢来他登场，谁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部队终于将驻军从原一中校址撤走了一部分，七0年初，学校搬进了“灵一中”，领导也作了调整。昔日一中政治教师雷润有走上会堂讲台。他往台上一站，两只近视镜片后透出一双犀利的眼睛，很具威慑力。雷润有老师文革中因紧跟形势，对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