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收“红包”
都说医生是个不错的职业。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医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稳定和高收入。每当百姓们谈起“医生”这个职业时,心里是羡慕的,嘴里是憎恨的。为什么?因为医生收入好呀,可以收“红包”,所以羡慕;同时又觉得
都说医生是个不错的职业。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医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稳定和高收入。每当百姓们谈起“医生”这个职业时,心里是羡慕的,嘴里是憎恨的。为什么?因为医生收入好呀,可以收“红包”,所以羡慕;同时又觉得看病花钱多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医生惹得祸,所以憎恨。但是,现实中的医生到底怎样呢?特别是那些不远万里来到大都市打拼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境况到底如何呢?我想用现身说法还大家一个真实的医生形象。
我是个有10年工作经验的医生,如果我在原单位老老实实呆下去的话,现在我有车有房,生活安逸,事业稳健。但是我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为了实现我在学术上的理想状态,我考上研究生后就辞去了工作,三年中我花掉了从前所有的积蓄,专心学习。毕业后我和老婆就留在了这座房价在8000元上下的大都市,我们白手打拼。一切都要从新开始。
从2005年到2007年,我们靠租房安居,因为实在买不起房子。最初房租也占了我一个月收入的一半。我是外科医生,技术也很好,有很多收红包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医院工作靠着正当的收入完全可以给家人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虽然工作之初艰难一些,但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可是,在这个城市,有太多的现实让我感到失望和无奈。
首先是收入与支出的不平衡。现在,我已经过了实习期,能够拿到科室的奖金了,但是我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就是4000元左右。每个月房租1000,孩子的保姆费1200,我和爱人每个月的最低花费也要1500元,至于其它的消费都只能是能省则省。我老婆是公认的衣裳架子,但是现在她的衣服都是几年前的旧衣服,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了。我们舍不得看电影,吃大餐,只能在最低消费上挣扎。至于积蓄,现在基本为零,买房子似乎是要不可及了。
其次是小区的不和谐。我们在这里已经搬了4次家了。每次搬家都是因为和房东或者和邻居有一些摩擦。事实上,我们并不想与人发生摩擦,但是有些事情你躲也躲不过。我们住的的小区都是老年人居住比较多的地方,因为这样的房子会便宜一些。可是,老年人并不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慈祥。他们总以为我们是没有户口的外地人,对我们的看法总是带有“蔑视”感。和我们说话的口气总是很蛮横,直到听说我是当地一家大医院的医生,他们看我们的眼神才柔和了一些。如果我们“家”(我称之为我们住的地方)的水池漏了水,他们基本上都是“杀气腾腾”的到门口警告。我一次次的收起男人应有的“血气”,用斯文来回应他们的蛮横。诚惶诚恐的与房东联系,解决问题。但是,基本上,为了平息事态,我们没有耐心等事务繁忙的房东来解决问题,最终都是自掏腰包把问题解决了。我老婆总是埋怨我心地太善良了,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用在这些事情上,其实,我只是不想惹事,毕竟我们都是外地人。
最要命的是,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我和爱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高校教师,按理说我们是属于社会地位还算可以的阶层。但是由于我们经济基础差,到现在我们不但没有自己的住房连积蓄也是少的可怜。我们没有什么社会关系,要知道,在这样一个城市,社会关系是用钱铺出来的。每个人都处在剥削与被剥削中。科室的主任级人物请客吃饭经常都是有药品公司赞助的,他们不用自掏腰包就可以与公安、税务、检察院这些部门的公务员结下不错的“交情”,而这些人也总有用得着主任的地方。而我的“势力范围”就是医院,出了这个范围我变得无比弱小。因为我没有多余的钱结交圈外的朋友,也不想榨取药品公司最低层的销售员让人家为我买单请客。
我同情下岗工人,也同情退休在家靠退休金生活的孤老。但是,在他们的“无赖行径”面前,我为我长着一颗尚未泯灭良心的同情心感到可悲。有一天下楼,我骑自行车无意间碰到了楼下的一个58岁的老妇人(从医学角度来说,此人未进入老年期)。我以我的人格和良心发誓,她的跌倒有80%的原因是出于个人紧张造成的,她当即坐在地上就哭嚎了起来。立刻要很多年老的好事者围了上来。我被她的撒泼行径给激怒了,第一次发了脾气。我对她喊道:“如果有事咱们去看病,没事你就别装了!”喊过之后,我知道我惹祸了。如果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我想我当即就毙命了--我会被和口臭伴随了几十年的老唾沫星子给淹死的。事情结果呢,就是我带这个老妇人看病,从头到脚拍了十几张片子,人家才肯罢休,当然,检察结果一切正常,可这老太太实在太会装了,竟然把呕吐、头晕、坡脚这些比较难做的动作做得那么到位。我拒绝她其他的一切赔偿要求。但结果是她报了警。我不怕,可是在整个调节过程中,我总觉得,警察似乎是偏向老太太的。也能从警察口里听到一些讯息---医生有钱,赔个一两千块不算什么,几个红包不就回来了?我无奈,也不想让这种事情在烦扰我的生活了,于是,一咬牙把我们从牙缝里挤出的2000元钱甩给了老太太。接到钱后,老太太立刻精神抖擞,“钱”到病除了。
这件事发生时,我已在这座城市工作了两年,我们所有的积蓄只有10000元,要知道,我已经32岁了,我是硕士,我在当地大医院工作,我是外科医生。我的自尊,我的同情心都在此刻遭到鞭挞。
我开始反思,我是不是当代“屈原”。我不想做屈原,我只想做一个能融入这个社会和这个城市的普通人。我不想再住在这些既可怜又可恨的老人居民区里,我只想让我的妻儿尽快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让我的宝贝在到了上学的年龄时可以不用为出不起“择校费”而无法享受较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于是,有一个想法在我脑中形成---我要用钱打通我在这座城市的社会关系!我要用钱来争取我应该享有的权利。
最后,终于有一种声音在我心中呐喊:我要“收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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