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处理事情，有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人不对事，一种是对事不对人。前者以自我为核心，以自我利益为准则，以自己的好恶情感为转移，不要是非善恶。他们不管客观实际如何，总是为了自己利益，尽力投机取巧，歪曲事实，阿谀奉承，以求得对他有利的人的欢心。他们处理问题，只看是否对已有利，是否对于他有利的人有利。他们不顾事实，只是如何乎合上述有利，就如何去办。他们不管事情的真假，更不问是非曲直，善恶忠奸，只要乎合自己需要，就按自己需要去作，去说。他们的原则是：有奶便是娘。第二种处世态度，以客观实际为对人对事的出发点。他们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社会是非为准绳，说一就一，说二就二，总是照实所说。他们不会因害怕别人危害自己，或者因事情发生的当事人于已有恩或有仇，就胡乱改变事实真象。在直述事实中，他们会因客观公正，会损害一些自私自利人的利益，就常常遭受这些人的咒骂和仇恨。他们还会遭社会中许多非议，因为他们照实所说，若是事实中指责了亲属，就会被骂作六亲不认；指责朋友，就成为不懂交情；指责上司，就成为攻击领导；指责恩人，就为恩将仇报；若是指责了仇人，就被订为趁机报复。相反，若在事实中，说了亲属，朋友，上司，恩人的好话，就会被人视作有意褊袒，或者阿谀奉承。如此，本是公正无私的照实所说，在歪曲的环境里，也会被人变成不真实的东西，所以，世上要作到对事不对人，就十分困难。
园滑投机者，不实事求是，有十分合理的借口，那就是“识事务者为俊杰。”这句话的合理性，恰恰符合对事不对人的原则。这句话教导人们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然而，在君主专制时代，这句话又成为某些出卖灵魂，叛变投降者的辩护词。有些人不分是非善恶，为自己的利益，不惜叛变，投靠敌人，出卖灵魂，却胡说什么“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他们这样，就把自己为自我利益才去投降的对人不对事的原则，说成了为了追求光明才去投降的对事不对人的原则。这是因为，专制时代，君王是国家象征，有个别君王，在某些事上代表人民利益，是光明的象征。这样，投向这些君王，就是弃暗投明，这是符合对事不对人的原则的，这就是识事务者为俊杰的合理依据。不过，许多人的投降叛变，却不是为弃暗投明，而却是为了自己的官职，地位，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此话，只是把这二者有意混淆起来，以掩盖他们投降叛变的嘴脸而已。
历史上，虽然没有分析上述语言的两面性，但是历史是非仍然十分清楚。韩信背弃项羽去投刘邦，李密投唐，都没有遭受过遣责。而洪承畴降清，石敬塘当儿皇帝，秦桧害岳飞，都留下了千古骂名。岳飞、屈原、文天祥、史可法表面都是忠于君王，然而，他们的忠君与刘瑾、高俅、严嵩、李林甫、杨国忠、和坤等的忠君是炯然不同的。前面一些人，忠于国家、人民，后面一些人，只是维护君王的私利，以讨君王欢心，求得自己私利而已。正因为如此，前者流芳千古，后者则遭到万世骂名。这就是说，历史还是较为公正的。历史虽然没有公开提倡对事不对人，但是，却以完全为公的公事，和以君王私利为私的私事，将善恶得以区分，将人物好坏予以辨别。这样清官包拯、海瑞才受人爱戴，史记才成秉笔直书的典范。
历史要求对事不对人，社会生活却多是对人不对事。这是为什么？这是天下为私的结果。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是以皇权为核心的社会。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了国家法律的依据，皇帝的好恶，成了国家用人的基础，皇帝的话，成了金口玉言，皇帝的言行无论正确与不正确，都得惟命是从，整个国家，完全系在一人身上。国家的是非标准，不是客观实际，却是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整个国家，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完全是对人不对事。
在以皇帝个人是非为标准的情况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成了绝对正确的是非准绳。这样，不管事实真象如何，为臣子的都不能直言不讳，照实直说。因为皇帝喜怒无常，弄不好，就有欺君之罪，杵君之罪，叛君之罪，轻则丢官，坐牢，重则杀头，甚至于株连九族。这种情况下，谁又敢于向皇帝忠言直谏。为讨皇帝欢心，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投机取巧，就自是蔚然成风了。历史上，忠谏之士，除魏徵遇见唐太宗外，有几人不是无限坎坷。用人方面，更是以皇帝好恶为准。镜花缘里写了一次当时的科举考试，因为第一名状元的名字不合皇帝的心意，就把第十一名提到了第一名，这能任人唯贤么？高俅因为踢球而成大官，就更是十分可笑。邓通得宠，也是十分可笑的。
整个国家以皇帝意旨为转移，这是明显的对人不对事。上效下仿，各级官吏，就更是如此。为讨得皇帝欢心，他们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的处世原则，纯粹以自己的利益为准，以自己的金钱、名誉、地位、权力需要为准。在皇帝面前，他们尽力献媚取巧，竭尽歌功颂德、吹牛拍马之能事。在官僚中，则排除异已，结党营私。对任何事情，他们根本不管什么客观实际，是非好歹，他们只知道：一。是否符合皇帝意旨。二。是否符合自己或同党的人的利益。如此，他们红的说得黑，黑的说得红。这就难怪，在封建社会中，善于投机取巧者，吹牛拍马者，都有较高的官位；廉洁之人，却四处遭受排挤。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官吏则以我为中心，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处世自然以我的利益为第一位，以与我的亲疏关系来决定对事情的处理。如此而已，形成了官僚政客中对人不对事的层层关系，形成了中国政坛上对人不对事的坏作风。
老百姓受国家官吏的压迫，自然也受他们思想影响，也广泛存在对人不对事的现象。其表现为：一。唯长官意志，看长官脸色行事，迎合长官心理。二。以自己的利益为处世准则，不实事求是。三。以与我的亲疏关系来定是非。四，以自己的好恶判断事情。与长官意志不合，就主动篡改，与自己利益不合，或与自己亲人利益不合，就不顾是非，胡乱编造。这就形成了世间上“说是是，就是是，不是也是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对人不对事，是封建社会的恶习，是人治社会的必然产物。在提倡实事求是的今天，这种恶习应当不再存在。然而，几千年的恶习不仅不能去除，反而有所发展。虽然，党有英明政策，国家有严格的法律，而且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惜，那些以权谋私者，却为了自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