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长征是一个民族的长征。
红军长征，因有了毛泽东那独标千古的人格、意志、胆略及政治智慧、诗人魅力、军事天才等诸多因素的渗透、发酵和迸发，而成为了令全世界为之拆服、惊叹和赞颂的伟大史诗。
孟子云：“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乱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长征之初，毛泽东虽是怜子如命的大丈夫，却不得不在出征之初与两岁多的儿子小毛毛生离死别；虽有军事上的指挥天才，却兵权旁落；虽有谋略上的超常之才，却丧失了发言权；他甚至大病缠身，只好让自己庞大的身躯蜷缩在担架上行军。即便是蜷缩大担架上，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亦显得与众不同。他甚至独自一人坐在担架上，把褂子脱下来，低头捉虱子，面对天上敌机的狂轰滥炸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困追堵截，他那充满病容和憔悴之色的脸上，依然透着领袖和诗人的气质，依然透着洒脱从容之态。他在捉自己褂子上虱子的同时，也去捉李德、博古瞎指挥的“虱子”。担架上的毛泽东，开始了“担架上的阴谋”（索尔兹伯里语）。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兵过半，面临国民党欲置红军于死地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打出了“讨论失败”的旗帜。他与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在野的担架上的“三人团”，形成了足以与李德、博古等人抗衡的执政的“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黔北”的建议，终于使红军避开了蒋介石设在湘西的“口袋阵”，摆脱了蒋介石“请君入瓮”的圈套。
遵义会议，毛泽东不动声色地挥写出了他政治上之“神来之笔”，博古的“主报告”成了“讨论失败”的靶子，周恩来的“副报告”深刻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观原因，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旗帜鲜明地把自己同李德划清了界限，赢得了与会代表的认可和共鸣，并出人意料地扭转了会议的形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经过“长考”，精心准备的一着妙手，便是张闻天石破天惊的“反报告”，这个“反报告”思想出之于毛，文字形成于张，王稼祥又在“反报告”之后，辅之于猛烈的“火力”，轰得李德、博古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毛泽东的发言为“定调报告”。其发言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到，言辞之幽默，讽刺之辛辣，定调之准确，令人如闻迅雷，如见闪电，恰似一枚枚精确制导炸弹，轰塌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堡垒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红军命运和民族前途充满深深忧患的毛泽东，终于再次重撑了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指挥权。“朱毛红军”又一次苏醒了过来。
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在黔、滇、川细如骨缝的狭长地带，凭借一条赤水河，指挥红军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眼皮底下四渡四出，忽东忽西，自由地穿插机动，随意地腾挪闪躲，隐匿地神出鬼没。一渡赤水，摆脱被动，熄蜂火硝烟于土城，听“鸡鸣三省”于扎西；二渡赤水，连克城池，攻娄山关于黔北，杀回马抢于遵义；三渡赤水，引敌西进，饮美酒于茅台，赏明月于河畔，遥观老蒋乖乖地听从毛泽东的调遣；四渡赤水，妙计迭出，威逼贵阳于城下，调遣滇军入黔北，红军挥师西进，巧渡金沙江。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突然失去了对手，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四渡赤水，红军恰似高手下棋，落子便成惊天妙手，犹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坐镇贵阳的蒋介石，再次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四渡赤水，亦成了毛泽东军事上的“神来之笔”。
毛泽东以过人的胆略，无敌的气魄、惊人的魄力，高超的军事艺术，指挥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于亡地而后存，用双脚谱写了生命之歌，用鲜血铸就了民族之魂，用意志突破了生存极限，把红军信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团结的力量、纪律的力量，发挥到了极限，创造出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挥写出了人类求生存的史诗。
长征中的毛泽东就是这样：别人想不出的谋略，他能想出；别人顶不住的压力，他能顶住；别人看不透的迷雾，他能看透；别人识不破的诡计，他能识破；甚至连别人看得很重的问题，他却看得很轻；别人觉得很大的问题，他却觉得很小；别人无法化解的问题，他却能不动声色地化解掉。
长征中的毛泽东，与两岁多的儿子小毛毛生离死别于瑞金云石山，终身不知小毛毛之生死；长征前，他的被留在苏区瑞金的弟弟毛泽覃，不久便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长征途中，妻子贺子珍在云南扎西刚刚生下女婴就匆匆送人，毛泽东甚至没有顾上看女儿一眼，成了终身遗憾；长征伴侣贺子珍在贵阳兴仁县威舍地区，遭遇敌机轰炸，为掩护担架上的伤员，身负重伤，毛泽东见到身中17块弹片的妻子竟流下了眼泪，一声“死也要把你抬着走”，感动了贺子珍的一生。长征中的毛泽东，把个人的牺牲和痛苦吞进了肚里，把大爱给了人民。
长征中的毛泽东，是红军的统帅，也是马背上的诗人。在他的《七律?长征》诗中，万水千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过是“等闲”之事；逶迤千里的巍巍五岭，不过是小小的“细浪”；磅礴入云的乌蒙山，不过是红军脚下的区区“泥丸”。围追堵截红军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在他的笔下竟不见只言片语，还有他的《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字里行间，所飞扬的是一位红军统帅的是大志、大情、大爱；是军魂、民魂、国魂。
长征中的毛泽东，最天才的一着，就是高举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帜。这一旗帜，分出了“北上”与“南下”的高低，也粉碎了张国焘与中央分庭抗礼、分裂红军的图谋。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在他的著作《毛泽东传》中所言：“在领导长征中，毛泽东在政治上天才的一着，体现在他认为共产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事业使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提出了西北才是目的地，提出了江西惨败后的共产党继续存在活下去的理由，它把共产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将他们塑造成压根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千百万中国人眼中的爱国者”。
毛泽东这“天才的一着”，把“三个方面军”紧紧地凝聚在了“北上抗日”的远大目标之中，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使灾难深重的全中国人民惊醒了起来，团结了起来，感奋了起来，凝聚了起来，强大了起来。同时，也使他在红军中的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