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索尔·贝娄的《赫索格》。
赫索格这个写信成瘾的家伙，再也无法忍受纽约和第二任妻子带给他的心灵创伤，慌不择路地从城市逃脱出来。
从家里逃出来，必须走进电梯，离开电梯。这是必要的步骤和程序。电梯已然成为城市家庭进入和出走的唯一的孔洞和通道。
索尔·贝娄这样写道——
他按了一按电梯的按钮。这一次他用的是旅行箱的一角。他听到机轴平衡滑动的声音——油活的轨道，电力，效率很高的机器。
我非常感慨索尔·贝娄使用异乎寻常的平静的语言，来袒露一个人难以止息的内心世界的纷乱。一个城市人已经极端地厌恶城市的一切，他对电梯冷冰冰的态度，竟然表现为不再想用温热的手指触动那个小小的四方形的闪烁着标称数字的有机玻璃或者是钛金属板精心刻制的按钮机件，而是手提箱的棱角。
我无法想象赫索格对电梯的厌恶和蔑视竟然到了如此的地步。
我把那本厚厚的足可考验一个人阅读勇气和耐心的《赫索格》扔在地板上。“啪嗒”一声响，坚硬而空洞。我慢慢地下床，来到阳台，打开一扇平开的窗户。一股来自遥远西北方的冷空气已经席卷了北中国广袤的区域。我的周身顿感寒冷。几天来，窗外的那棵壮硕的梧桐树虬枝纵横，那种青绿的比我的脸还大的阔叶已经变得焦黄。强劲冷风一吹，纷纷飘落。剩下的几片已经卷曲，像几块肮脏的手帕凄然悬挂在枝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城市冬天的冷和金融危机裹挟在一起，说来都来了。
二
我一直感慨村上春树的写作和出版的量，这些好像和村上春树强壮的身体有关。
难怪村上春树把锻炼身体视为比写作还要重要的大事。村上春树就像跑进了到处都是树木的森林当中，只要有体力，那把利斧就会叮叮当当地砍伐下去，脚底下全是轰然倒下的木料。
我一直不想把村上春树看作是纯粹的日本式的写作。村上春树的作品尽管有一些日本的形式，但内涵是西方的，写作思想也是西方的。村上春树离开日本现代作家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已经很远了。
和索尔·贝娄对电梯的不屑一顾相比，村上春树在《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里却赋与电梯现代意识的深层想象。他描写的很细致，把电梯的机械特性和内部空间的环境以及身处其间的感觉详备呈现。
这电梯同我公寓中那进化的如同提水桶一般了无装饰的廉价电梯毫无共同之处。由于差异太大，我竟怀疑二者并非同一目的制造的具有同一功能且冠以同一名称的机械装置。两架电梯的差距之大，恐以达到了人们想象力的极限。
问题首先是面积。我现在乘的电梯宽敞得足以作为一间办公室来使用。足以放进写字台放进文件柜。此外再隔出一间小厨房都显得绰绰有余，甚至引进三头骆驼栽一棵中等椰子树也未尝不可。其次是清洁，清洁的如同一口新出厂的棺木。四壁和天花板全是不锈钢，闪闪发亮，纤尘不染。下面铺着苔绿色长绒地毯。第三是静，静得骇人。我一进去，门便无声无息——的确是无声无息地倏然闭合，之后更是一片沉寂。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开是停，犹如一条深水河在静静地流逝。
……
村上春树的这架电梯高贵而豪华，远比索尔·贝娄那部公寓楼的简陋电梯气派得多。这种文学字面的游戏可能会哄骗我们的眼睛，但不可能躲过我们头脑的思考。索尔·贝娄的电梯是世俗生活中的实物电梯，而村上春树的电梯是意象中的电梯。村上春树总要把电梯的社会寓意揭示出来，否则自己臆造一架堂而皇之的电梯有什么意义？
如此静静地盯视着光秃秃平滑滑的四面不锈钢壁的时间里，我不由地想起小时在电影里看到的霍迪尼奇迹。此人被绳索和铁链五花大绑了塞进一个大衣箱中，又在外面缠了好多道铁链，连人带箱从尼亚加拉瀑布上端推落下来，或者投入北冰洋冻成冰块。我缓缓地做了个深呼吸，将自己的处境同匈牙利籍美国魔术师霍迪尼的处境冷静地加以比较，身体未遭束缚的这点我倒是得天独厚，但不明所以然却是我被动。
我不知道寓意的深藏是否需要刨根问底，而探究的动力和指引的方向是不是揭示寓意的关键。有时候，我想，感觉上的萌动可能是最初的真实，我们必须抓住它。村上春树的这架豪华电梯已经抽取了物质形态，从而只具有想象的功能并以此引发出社会的寓意。实际上，村上春树在文学描写上是很露骨的，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暴露他头脑中的深深隐藏的寓意。
仔细想来，别说所以然，就连电梯是停是动都不得而知。我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也有点奇怪，因为不像是咳嗽应有的声音——没有立体感，犹如一把软糊糊的泥巴甩在平板版的水泥壁上。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是自己身体发出的动静。出于慎重，我有咳嗽了一声，结果同样。于是我灰心丧气，不再咳嗽。
看看村上春树把个电梯说成了什么——
电梯是一口棺材。
电梯是一种无形的束缚。
电梯是丧失自我的空间。
三
德国的马丁·瓦尔泽八十一岁了，今年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中国。在好几个欢迎场合，瓦尔泽竟然不顾台下的反应，自顾自嘟嘟囔囔地朗读自己的作品达一个小时之久。说起来，瓦尔泽在德国文坛的盛名当派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之后，也是个重量级的角色。莫言在和瓦尔泽对话时，大概感觉到了心虚。
与马丁·瓦尔泽同坐一张长椅上的莫言，不断地举着高脚玻璃杯喝酒，他的身边放着两瓶德国葡萄酒和瓦尔泽的三本汉译版本的书：《批评家之死》、《惊马奔腾》、《菲利普斯堡的婚事》。莫言以他特有的幽默表达对瓦尔泽的敬意：“我来了这里以后就喝酒，因为我很紧张。1957年他写第一部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的时候，我只有两岁，还狗一样地在地上乱爬。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家对谈，我得先喝酒，把胆壮起来。”
实际上，瓦尔泽是体验过这种紧张关系的。在《菲利普斯堡的婚事》里，瓦尔泽把电梯形容成了紧张的容器。电梯作为传送工具，在把人送上送下的同时，也在传递着社交关系。人和人应该有一定的间隔和距离，但电梯在同一个时间集纳了那么多的人，无可奈何的人受到了挤迫，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紧张。
汉